“野牦牛”重回可可西里2021年2月23日

  虽然没有权利像以前那样去保护藏羚羊,但无论怎样,我们又要到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去了

  组织这场纪念活动的是治多县索加乡党委副书记安多·尼玛,他同时身兼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站长职务。

  在活动现场,索南达杰大幅挂像的旁边,还挂出了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的肖像。扎巴多杰自杀于1998年11月8日,他同样是这个小城的英雄。

  引人注目的是,活动现场还展出了以扎巴多杰为首的曾轰轰烈烈在可可西里开展武装反盗猎斗争的“野牦牛队”的照片。

  安多·尼玛也曾是“野牦牛队”的一员。1995年,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他是通讯员。一年后离开,到索加乡工作,先做武装干事,又做副乡长,直到现在这个职务。

  在行政区域归属上,可可西里在索加乡辖区之内,索加也由此成为全国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乡。

  索南达杰也曾在索加乡任党委书记。安多·尼玛说:“索南达杰在索加的时候就考虑可可西里的事情了,调到县上任副书记后,开始实施他的想法。”

  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的办公室就设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不冻泉保护站不远处。“我们这里是边界地区,主要是做些‘守土’工作。”安多·尼玛介绍说,“这跟原来西部工委的工作差不多,治多县行政区内的地盘,我们要管理一下。野生动物保护、矿产资源的利用开发,这些工作都要做。”

  不冻泉工作站共配置10人,除安多·尼玛等6名来自索加乡的干部外,其他4人全是前野牦牛队队员,他们是彬巴、扎江、才仁文青与扎多。

  安多·尼玛说,他开始负责这个工作站后,就想到了野牦牛队的那些人,“他们回来后啥也没有,我可怜他们。”恰好,2008年11月,治多县出台一个零就业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具有城镇户口且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彬巴4人符合条件,彬巴、扎江、才仁文青被安排去做环卫工人,扎多则到索加乡一所学校里做饭,每人月薪500元。

  “这些人离开可可西里管理局后,生活上一直没有一个好归宿,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就把他们要过来了。”安多·尼玛说。

  在格尔木市,前野牦牛队队员谢周在南郊开了一家朗玛厅,也就是藏族风格的歌舞厅。他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1月1日,野牦牛队宣布解散后,包括他在内的25人进入管理局。2003年11月,管理局说省里的20万元用作他们工资的拨款已经发完,“以后能不能发工资不能确定”,如果离开,则可以按工龄900元/年的标准进行补偿,另补发两个月工资。于是大部分人接受这个条件,领到9000多元钱,离开。

  在离开管理局的这些队员中,谢周目前的生活相对“优裕”。2005年2月,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开起了这间朗玛厅,生意不错,在格尔木市4家朗玛厅中,无论是装潢条件还是规模,都是最好的。

  在格尔木市人民医院高原病专科做医生的索南达杰的同学寒梅,见证了野牦牛队的兴衰。“那时候他们艰苦得很,进山巡逻没有钱,扎书记就用他自己的工资。现在条件好了,国家也拨款了,却没他们的份了。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感到不平衡。”

  寒梅说,这些前野牦牛队员很多是孤儿,离开管理局后,“没地方去,有的人没有生活来源。”前几年,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几个野牦牛队员成立了一个治多县野牦牛生态促进会,计划继续在环保方面做些工作,在格尔木设了办公室,“电脑,办公桌,电视都有,结果却没能做成。”彬巴说,包括他在内的7名队员也曾在格尔木开朗玛厅,扎江、才仁文青等表演,刚开始生意还不错,但因为管理不善,很快就倒闭了。

  此后,彬巴、扎江等四处打工,才仁文青则辗转到西宁、延安等地的场子继续唱歌跳舞,直到2008年底县里有了零就业政策,他们几人才又重聚。

  在前治多县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的叙述里,对手下这些弟兄的归宿问题的焦虑,是导致扎巴多杰自杀的因素之一。靳炎祖是野牦牛队的“元老”,扎巴多杰重建西部工委的时候,他选择再次加入。

  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重建西部工委的时候,他们两人本已商定招30多人,“结果扎巴多杰招了60多人,正式工才十几个。”在靳炎祖看来,扎巴多杰“感情用事,不够稳健”,本来踌躇满志,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西部工委刚成立的时候,他是夸了口的,说几年之后把这些人都带出来”,“最后路堵得死死的,自己无路可走了。”

  1998年11月8日晚,在玉树州的家中,扎巴多杰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中头部身亡,司法机关认定是自杀。

  扎巴多杰自杀后,野牦牛队群龙无首,旋即零落,队员们从光环中迅速跌落进现实尘埃,这让他们备感落寞。即使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谢周,听说治多县不冻泉工作站马上要启动,也跃跃欲试。

  坐在谢周在格尔木市的家中,抬头就可以望见窗外清晰可见的昆仑山脉。他说,每当那些山头落雪,他都会想起可可西里,想起那些背着步枪在茫茫高原上纵横驰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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